7月3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再次上路。但究其根源便可发现，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依然很大。

户籍制度要推进改革，关键是资金。2013年7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蓝皮书》称，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

平衡城乡利益

2013年两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2010年到2012年，全国共办理户口“农转非”2500万人，是3年前的2.2倍；2012年全国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5.29%。

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中国的城镇化存在“半城镇化”现象，即户籍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存在差异。二者之间的数量差即是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转变的农民工。这部分群体规模超过2亿。“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成为其显著特征。

尽管计划经济时期附着于城市户籍之上的福利已经逐步剥离，比如粮票、油票等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早已取消，但这些农民工依然难以享有与城市户籍相关的教育、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大城市哪怕是购房、购车都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农民也越来越看重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财产权、土地承包权、林地承包权等，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时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

但是在城镇户口之上，尤其是大城市，比如北京，户籍之上附加着更大的利益。众所周知，2010年底和2011年初，北京市政府相继颁布针对汽车和住房的“限购令”。非京籍居民要想参与购车摇号和购买住房，必须“持本市暂住证且连续五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或）个人所得税”。

伴随北京房价上涨，暂且不论是否买得起房，购房资格成了是否能够分享城镇化进程中投资增值这块蛋糕的关键一步。早在2008年，“具有北京户口”已经被列为限价商品房供应对象需具备的首要条件。

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改户口本的问题，而是平衡城乡两种身份所带来的利益问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成本和效益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综合考虑存在成本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承载力约束等多方面的因素。

他进一步解释说，农民工进城的成本，不到40%由招聘企业承担，1/3由政府承担，余下由农民工自身承担。此外，这些成本不是在一年中支出的，而是在其长期务工的过程中分期支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