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提出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落户制。相比上海、广州等已经试行积分制的城市，北京是否会采取这一制度特别引人关注。2011年北京市政协常委会就曾经提过实施积分落户的建议，但是并没有实质措施推出。刚出台的“规划”，为包括北京在内的特大城市实施积分落户重新点燃了希望。
　　在总体有限的落户指标情况下，如何合理分配名额是考验城市管理者的难题。“积分落户”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分配手段，确是目前看来较为尊重人才的方式。这里不妨举个常见例子，毕业生甲在校期间动手能力强，毕业后被某民营科技创业公司聘用，有机会参与创造很大一笔社会财富，但因为公司没有户口指标只好成为“京漂”；而毕业生乙为人踏实稳重，听从父母建议进入体制内单位，以机关公文写作为日常工作，拿着未必高的薪水，却已把摇号购车、买房提上议事日程。这里并非比较两个职位孰优孰劣，不过不难看出，按指标落户的旧政可能压制年轻人的闯劲。
　　按指标落户的政策无疑是特大城市就业市场的一大非市场因素。很多单位其他“软硬件”未必足够吸引人，只因为有户口指标，就有可能吸引很多毕业生前来求职。户口背后是各项福利，毕业生作出有利于己的选择，无可厚非。要质疑的就是这种无奈选择带来的后期隐患。首先是一些单位可能招来了人，留不住人心，合同期一满就有年轻职工辞职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也有用人单位恃户口为金字招牌，不怕揽不来优秀人才，但在招来人后疏于激发新人潜能，也没有能力在薪酬、软环境方面有措施。
　　因此，积分落户最大的意义在于，就业市场中各用人单位能够享受平等的主体待遇，求职者也能够按能力取得落户资格，不再为一些非市场因素所困扰。当然，这个看上去很好的措施实施起来有很大阻力。首先是一些传统上能够获得落户指标的企业，是否能够割舍这块吸引人的诱饵—如在北京，他们恰恰是人们口中所说的“体制内”国企、事业单位，所能够动用的权力资源不容小觑，有能力让积分落户制朝符合自身利益方向产生。另外，积分落户能否实现用人单位的彻底平等，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实施非本地生源应届毕业生积分落户制多年的上海，也不是所有单位能够协助新人实现落户，如果以“人事代理”等方式入职，就可能面临分数再高也无法落户的困局。
　　此外，怎么样制定一个合理的积分标准，恐怕是横亘在决策者眼前更直接的问题。在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背景下，吸引什么样的人进城实际上就是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有关城市在制定标准时，向符合自己优先发展产业的从业者抛去绣球，现在看来无可厚非。可是，一些生硬的标准也容易让造假者有利可图，如某些城市在设置积分标准时，将是否拥有专利证书、是否创办过企业列入其中，这些标准容易催生“曲线救国”的灰色产业。一些人花钱满足一些指标要求，就扰乱了原本很美好的积分落户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