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正厅级官员办公室的面积规定为24平米，副厅级为18平米，如果都按这一标准对照全国党政干部，以及事业单位、国企干部的办公用房面积，辽宁大学党委书记的超标肯定不是个例，超标情况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很可能是大范围的。

　　大概不能一概而论所有超标都是“腐败”，但大范围超标肯定是党风和官风中与“腐败”占着边的硬伤。重要的是，直到不久前，很多官员认为办公室面积和装修超标根本“不是事”，这同一些小地方甚至穷地方盖豪华办公大楼，思想和认识根据是一样的。

　　中国太大了，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国家“一刀切”的政策几乎不可能贯彻到底，它们一定会同地方和部门实际发生磨合，导致具体调整。“一刀切”既是中国大一统从上到下进行治理的基本哲学之一，又是中国社会确保基层效率需要避免僵化执行的老问题。现代中国的很多麻烦，就出在“一刀切”几乎无解的悖论上。

　　中国不能不照顾地方现实，不能不为鼓励基层活力而允许越来越多对常规的打破。但如果党风政风不硬，这种活力的流行就同时构成陷阱。50、100平米的豪华办公室，以及各地豪华办公楼就会以种种“特殊理由”竞相出现，直到它们成为常态，彻底颠覆原有的规定。

　　看来这个大国只能咬牙搞“一刀切”了。可是这样做又谈何容易。“级别”事实上远远不能准确描述、定性官员们的公职角色，如果仅以“级别”作为唯一参照来安排所有公职人员履职的硬软件配置，会因与现实的冲突，在实践中被打折扣，进而逐渐失去权威。所以中国除了“一刀切”，还急需各地各领域细则规定的出现。

　　“一刀切”的悖论永远都存在，一个时代能突破它，最关键在于社会(包括官和民)对它的灵活度形成监督能力，使它在实践中的收放与全社会的愿望和利益相对应。

　　比如在涉及廉政的问题上，恐怕全国还是要多倡导“一刀切”的。这里应当没什么可以开放的灵活性。这就是人民的愿望，也是中国社会的利益。但涉及履职和做事，就该另当别论，应当鼓励基层官员为了民众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探索，对其评价不应以“一刀切”的规定做标准，而应看实际效果。

　　无论是贯彻“一刀切”，还是为公众利益突破“一刀切”，能否形成正能量和正效果，都取决于执行它们的人，也取决于全社会总的舆论态度。办公室和配车过去大范围超标，还是很多干部思想出了问题，那时社会舆论的力量也不够强，形成不了监督的威慑。

　　但十八大以后中国从上到下在变，形成无处不在的触动力。舆论对细节的追究也变得更严厉了，过去抓“表哥”、“房叔”，今后就要曝光办公室超标这些过去一些人觉得“没什么”的事情了。

　　“一刀切”对国家和社会是悖论，但对官员个人，该怎么做却往往是清楚的。在个人利益上严格要求自己，为公共利益敢于担当，官员就这么做，即使吃一时小亏，吃不了大亏。